小尔木基《孤星泪》(悲惨世界)（Les Misérables）另一中文译名是《悲惨世界》，前者看个人，后者见众生，重点不同，但殊途同归。在一个理想国度里面，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，人人彼此相爱－－对很多现代人来说，这种乌托邦想像陈腐得掉渣，拿来跟小孩子说故事也怕他们将来难于处世。
悲惨是认知，希望是心态
现实世界就是悲惨世界，每一个人皆孤独的来，最后孤独的走。对「人人相亲相爱，与亲爱的人永远团圆」的追求被一道大门挡住，左右两联分别是「逻辑」和「现实」，横批甘道夫的名句「You Shall Not Pass！」。但有些人却听到门后的笑声、歌声与舞步。谁能穿过那大门？原来是三个精灵：文学、音乐和艺术，把看来不可能的化为可能。
《孤星泪》(悲惨世界)的电影版本众多，我选取了相对近期的三出来讨论，分别是1995年Claude Lelouch导演的法国版、1998年Bille August的英、美、德合拍版本、以及2012年的Tom Hooper的荷里活音乐剧版本。不同的版本在重复着，但重复之中有差异，差异之间就是可能性之所在，如在混凝土墙上发芽生根的植物。现实感强烈的人，看世事重重复复，密不透风的思维扼杀了盼望。希望不是认知，而是态度。
《孤星泪》(悲惨世界)一众主要角色的命途各异，不只出于际遇，也在于其观照人生世情的态度。借着不同版本的比较，我们可以看到改编者对人与世带有不同的着重点。
1998：脸谱化的人物冲突
1998年版本以情节带动，是一出平庸的商业作品，对人物和社会的刻划皆欠深刻，编剧集中在脸谱化的角色之间营造典型的戏剧张力，难以令观众留下深刻印象。饰演主角尚万强（Jean Valjean）的是Liam Leeson，那时他仍未是为救女儿而大开杀戒的退役特工，而是延续了《舒特拉的名单》（Schindler’s List，1993）中那个深感良知拷问而行善的圣人形象。警探贾维尔（Jarvert）在结局之前都是个龌龊的反派，口里说尽忠执法，却在在私怨先行。
这版本有一场戏是另外两个版本没有的，凸显了贾维尔并不是真的执着于法律：他眼看着被逼为娼的芳婷（Fantine）遭恶人欺凌，却阻止同僚介入；待芳婷还手，他才插手拘捕弱女，使尚万强不得不干预。当卖身养女的芳婷诉诸怜悯之时，贾维尔讲法律；当尚万强诉诸法律赋与的市长特赦权之时，贾维尔则欲而以「社会道德」之名抗命。编剧Rafael Yglesias对这角色的内在心理挣扎抹平为浮浅的白脸反派，便使他在结局放过尚万强并自尽的转折显得突兀。
1998年版的结尾，尚万强把受伤的革命青年马留斯（Marius Pontmercy）送回家给养女柯塞特（Cosette）照料后，两个年轻人便没有再出场。尚万强回去贾维尔那里自首，但贾维尔解开了他的手镣，改为戴在自己手上，并投河自杀。
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里，尚万强在河边奔跑，一边露出虎口逃生的喜悦，电影并未描写到他回家便完结。这个改编的重点是个人的解放，让主角摆脱了像苍蝇般烦人的反派便到达叙事的目标。社会状况只是让主角显仁义的背景，也谈不上拷问灵魂的内在刻划，改编者只管让戏剧冲突得到解决。
2012：好人难为的存在困境
2012年的荷里活《孤星泪》(悲惨世界)，改编自伦敦西区和百老汇的音乐剧版本，是二重改编。这版本透过角色的歌唱传达其内心世界。导演用了很多特写镜头增强演员的感染力，而且演唱部份有半白半唱的风格，往往先让演员清唱，压低了音乐声，然后音乐随着角色情感渐渐增强，牺牲了悦耳歌曲，以充份表现人物内心的压抑和抒发。
Jack Hughman饰演的尚万强的身份寻索是主轴，在罪恶与良善之间、逃避与面对之间不断叩问「我是谁」；Russell Crowe演的贾维尔则常常露出一种天真的眼神，自问忠诚执法，心向夜星，却被殊异的世界观所挤压。艺术家眼中的悲惨世界，是好人难做，坏人可悯，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孤单成为人的普遍境况。
1995：众生从来可悯
1995年由Claude Lelouch执导的法国版，大半部份是全新故事，背景设于二战时期，有纪念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的意义。这个改编把《孤星泪》(悲惨世界)的故事元素解构重置，原著小说和电影版本的主要角色的命途在不同的时刻交叠，显示历史就是悲剧的重复，孤星就是历代众生的命运。
创作者透过男主角方亭（Henri Fortin）的视点，以《孤星泪》(悲惨世界)为观照世道人生的主参照系。目不识丁的方亭会请人给他诵读《悲惨世界》一书的内容，亦会进电影院看《孤星泪》(悲惨世界)的改编电影。他的名字像柯塞特的母亲芳婷，小时候的际遇则像柯塞特一般在流落在酒馆，那时其母亲则要像芳婷一样出卖肉体。
长大后的方亭自视为尚万强，同样力大无穷、乐于助人，也是个文盲，并一度落草为寇。片中三数以电影手法演绎原著《孤星泪》(悲惨世界)的片段，都是有关尚万强（由饰演方亭的法国传奇演员Jean-Paul Belmondo分饰）舍恶从善的关键时刻。原著角色柯塞特的遭遇除了在方亭及他母亲身上重现，也分别出现在犹太人律师Ziman一家三口的经历上。
跟方亭对着干的也有一个警察，是贾维尔的化身，并不是脸谱化的邪恶或忠直，而是尝试在波云诡谲的局势中「效忠自己的国家」，像香港电影中常见的卧底，但卧底的本质就是背叛，正好解构了「忠君爱国」的概念。
首先是物质上的匮乏，继而是灵性上的亏欠。尚万强（1995）在小山丘遇上一个清扫烟囱维生的少年，少年一边把玩着赚回来的钱币，一边唱着歌，大意是：「若你不幸，父亲坐牢，母现蒙污，自行了断吧！若你从未摸过别人的钱包，你我便非同类!我们劫去别人的饰物与布偶，抢掠粗心大意的人。别怪这些可怜又可笑的人，这就是悲惨世界的抒情诗……」唱到这里，少年的钱币被尚万强抢走了，惊慌地逃去。
这是尚万强最后一次做坏事，他想马上补咎，叫少年回来把钱币拿回去，但少年已被吓走了。尚万强「烟囱小子！对不起！」的呼喊在山谷中回荡，那时他大概想起前一天已被主教用银器买赎了他的灵魂。
悲惨世界就是罪恶世界
悲惨的世界就是罪恶的世界，但罪恶因贫穷而起，男盗女娼，可怜可悯。尚万强波折的一生源自他为了挨饿的姨娚偷面包而起，跟贾维尔纠缠不休。1998年的电影版的开端和结尾都聚焦在尚万强一个人身上，他个人的福祉凌驾于社会的状况，解决贾维尔仿佛便等如解决了所有问题，未免狭窄。相比之下，2012年和2005年的电影版更贴近雨果想呈现的世界观：「贫穷使男子潦倒，饥饿使妇女堕落，黑暗使儿童羸弱」。
虽然2012年的音乐剧版本的轴心是主要角色的内心变化与挣扎，但其叙事铺展开去，从个人的遭遇辐射到众生之状况。尚万强除了偷面包，也因为屡屡逃离刑罚而加监，因为改名换姓脱离假释犯的身份而被追捕。劳役人的不只是肉体的贫乏，也指自由被剥夺。芳婷为女儿卖发卖牙，当娼病亡，一曲《I Dreamed a Dream》赚人热泪，因为她唱出了穷人可怜，穷女人更可怜。柯塞特被母亲交给泰纳第夫妇（M. & Mme. Thénardier）托管，但被迫做苦工，没有家庭温暖－－直至尚万强出现。马留斯虽是富三代，但心繁共和理想，以身犯险。世界需要变革，但革命总是「尚未成功」。至于贾维尔，他是警察，属特权阶级，有何凄惨可言？问题是他最后仍是无法处理良知与法律之间的冲突而死了。换言之，能留存于世的警察，恐怕只有那些没有良知的人。这就是「依法治国」四个字未能涵盖的。善恶对错缺其本质，而是法律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那法律由谁决定？电影里没有直接触及，但那跟共和革命的理想关系密切。重点是，在没有良知、只有法律的世界里，人们无法得到幸福。
1995年的电影版从1900年说到二战之后，在此之前，法国已经历过共和革命、恐怖统治和帝制复辟，又迎来两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占领。马留斯的同志仍须努力，大志未竟，贫穷战乱依旧肆虐，苦难以殊异之方式在历史中重复。义人蒙冤之戏码出现过在方亭父子身上；犹太人Ziman遭受要命的歧视，流离失所；方亭一度被逼上梁山，对不义之财深感不安－－这都是尚万强所体验过的。方亭的母亲被逼卖身赚钱，Ziman的妻子要跟纳粹军官跳舞－－这些是芳婷的经历。方亭小时候在酒馆当童工，Ziman的女儿化名留在修道院中，与父母仳离，以躲避纳綷魔爪，都是在重踏柯塞特的足迹。然而他们不是时代的特例，战乱与大屠杀导致生灵涂炭，苦难更超贫富悬殊的无情社会。
「尽忠职守」之虚幻
不过，《孤星泪》(悲惨世界)并非一个毒咒一般的笼牢，叫方亭和Ziman只能重复尚万强等人的命运。文艺作品也是人用来理解世道人生的资源，以致成为盼望的种子。
《孤星泪》(悲惨世界)的孤星就是孩童时期的柯塞特，因为她在泰纳第夫妇的酒馆做苦工的形象深入民心，音乐剧里《Castle On A Cloud》一曲楚楚可怜的歌声使人忽略了柯塞特从来未当过一个孤儿。母亲芳婷死后，尚万强便成了她的养父，直至她嫁入马留斯的豪门。
其实故事里一众角色皆属孤星，因为苦难世界的特征就是孤单的人。我们不妨多说一点反派的贾维尔，因为他才是故事里最孤单的人。
贾维尔是尚万强的镜像，音乐剧版本充份表现了两人各自的挣扎，以及二人之间的羁绊。尚万强面对的是「我是谁」的矛盾，存世之拷问一直催迫着他在罪与善之间抉择；结果他选择为善。贾维尔面对的却是两种善的冲突。他本来认为法律与秩序就是善，作为执法者，尽忠职守是天经地义的。他时常表露出天真耿直的眼神，精忠昭日月－－直至他发现有另一股道德的力量。法律外加于身，良知却内存于心。贾维尔不难理解为何尚万强对他如见鬼一般惊惶，却无法体会后者怎会为了无辜人的清白挺身而出，呼喊「我就是囚犯24601！」更不明白后来当尚万强有机会杀死他之时却放他一马。
尚万强和贾维尔各自的挣扎是对立的，源自其对立的道德观。尚万强看自己和对方分别是蒙恩者和自义者，贾维尔看自己和对方则是义人和罪人。然而尚万强的道德观再三撞击着贾维尔的既定观念，最终摇动了后者那高墙一般的信念。最后当尚万强再次落在他手上时，他放过了前者。
蒙恩的罪人尚万强的良知，引出了自以为义的贾维尔的良知，旋即撞向素来以法律为道德的高墙，产生出内疚。崩塌的墙压下来，使人窒息。贾维尔的孤单源自个人内在的分裂；他和尚万强放过了对方，他却无法放过自己。夜空黯淡，碎裂的流星坠入深渊。
1995年的电影版里也有一个持续跟方亭纠缠着的警探，也就是贾维尔的化身。他的性格介乎于另外两个版本之间，没那么清心，也未至于黑暗，而是因无明的困惑而成了逼迫者。他面对的不是良知与法律之间的张力，而是当他选择了「尽忠职守」的原则之后，才发现这原则并不可能达致。
导演Claude Lelouch的改编把故事背景设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乱世，以整个国际环境之诡谲多变来解构「尽忠职守」，当政权只是沙上城堡，法律便只是空中阁楼，忠诚便无对象，只是幻象。这个现代贾维尔，在维希时期帮纳粹党追捕逃亡的犹太人，因而逼害曾帮助Ziman一家的方亭。后来他穿上纳粹军服参加官方舞会，舞会中有一队从集中营挑出来的女子被逼当「舞女」。跟他共舞的那个对他充满轻蔑，视之为国贼。警长把她带到房间，却不上床，说要帮她逃亡，因为他其实并不是纳粹的同路人。战后他没有被当成「法奸」对待，保留原有职位，更取得他所救的犹太女子之芳心。
有种力量叫「盼望」
方亭跟他形成了有趣的对照：方亭被严刑逼供，困在牢房，却被一群跟腐败警察和纳粹勾结的劫匪所救，脱狱后加入匪帮，却又会为目标通风报信。这帮匪徒后来得知盟军即将反攻，便转投反纳粹阵营，跟警长同样看准时机。
战后，除了方亭从良，开了一家餐馆，以前当贼的继续当贼，警长仍然是警长。兵追贼到了方亭的餐馆。经过一番折腾，方亭杀了匪徒，救了警长，警长却想在途中干掉方亭。反讽的地方是，这个贾维尔的化身不相信法律，反而是方亭相信在法庭上会得到公正的审讯。警长正是恐怕在法庭上无法隐藏其黑暗的过去，但他杀人灭口的奸计失败，更被方亭说破「尽忠职守」实乃自欺欺人，警长旋即拔抢自杀。
表面上，警长和方亭同对在乱局中转换立场，但其底蕴是相反的：警长的原则是「效忠」，但效忠的对象变化不定，使他不惜以「卧底」的方式来效忠，然而卧底的本质就是背叛者，「忠诚」只是幻象，底下什么都没有，若揭开的话便会灭亡；方亭目不识丁，一直靠道德直觉来处事，虽常有无奈，到底没有尚华强那种罪咎深重的挣扎，反而像2012音乐剧版本的贾维尔那种可昭日月之清心。
方亭说自己小时候像柯塞特，其实他比那个拿着扫帚想像云端城堡的小女孩还要孤苦，父亲含冤收监，逃狱失败而死，母亲得悉后自杀。酒馆老板泰纳第培育他为拳手，不让他读书。
导演特别写了一场方亭在戏院里看《孤星泪》(悲惨世界)电影（1934，Raymond Bernard执导）的戏，不识字的老拳手看到结尾尚万强临终前和柯塞特团聚，热泪盈眶。他如斯感动，除了感怀身世，也因为从前他须靠Ziman一家念书给他听，只是故事未完成方亭便已被捕，如今透过光影艺术，终于知道了孤星终能团圆。他一直视尚万强为自身参照，虽然战争未完，电影便给予他一种力量，让他在乱局中持守美善，这种力量叫希望。
1995年版的《孤星泪》(悲惨世界)可说是Claude Lelouch对世纪末忧郁的回应，趁着二战结束五十年、电影诞生一百年的时机，高举艺术的力量，怀着信念迈向未知的新世纪，因此他给主角们一个最完满的结局。警长死后，方亭保持清白，Ziman一家在他的餐厅里团聚。方亭看着Ziman的女儿长大，在他的主持下举行婚礼。
电影开场是贵族们的夕阳舞会，为方亭一家的波折揭开序幕；最后一个镜头则是几个主要角色欢欣舞蹈，摄影机在明媚阳光之中和他们一起旋转起舞，就像雷诺瓦的舞会。
音乐剧版本的结局则没有这种在现实的大团圆。在Claude Lelouch的世纪末版本里，团圆的条件是抗争成功，但新世纪版本里的抗争却是失败的。贫穷、疾病与暴力都会使人生死相隔，团圆还怎么可能？音乐剧版本的结局里，尚华强逝去，迎接他的是如圣女一般的芳婷和当年导他向善的主教；镜头一转，他们和众多于起义时牺牲的英灵一起，于原先的抗争场景中再次唱出革命之歌《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》，其歌颂的却指向来世的乐园而非今生的理想国度。
在现实里遭逢物质性的挫败之后，艺术和宗教打开了灵性的向度。牛郎星和织女星相隔十六光年，这是科学；牛郎和织女每年七夕于鹊桥相聚，这是文艺。
或许有人会说，2012音乐剧版的结局的意识型态是保守的，只能诉诸与爱情与家庭的小确幸，而灵魂的歌唱也只是自我麻醉的精神鸦片。这是你解读的选择。方亭作为电影观众，则从中支取了力量。马留斯的抗争是失败了，芳婷和尚万强始终逝去了。用现实的眼光看，这是终点，是结案陈词；用灵性与艺术的眼光看，这才是起点，是可能性与盼望的始源。
注：本文所谈及的是《孤星泪》(悲惨世界)的三个电影版本，不包括雨果的原著小说，述及故事内容时或与原著有所出入。
